言上法律团队

以下文章来源于知产力，作者Danny Friedmann，翻译王茜。

本文主张，应当建立这样一种标准，在人类的贡献与 AI 的辅助作用之间取得平衡，以适用于艺术、文学与音乐作品。

作者介绍

Danny Friedmann 博士是深圳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副教授。他拥有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包含法学学士学位）以及荷兰布鲁克伦尼恩罗德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他教授人工智能与版权法、商标法、外观设计法等知识产权课程，并著有关于人工智能与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和地理标志等方面的文章。

Danny Friedmann, 创作和生成版权标准 (Creation and Generation Copyright Standards) (May 08, 2025). 14:1 N.Y.U. J. INTELL. PROP. & ENT. L. 51, 51–119 (2024) (中文翻译由王茜/Chinese translation edited by Wang Xi),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Transnational Law Research Paper.

在版权适格性问题上，事实上存在一种双重标准。尽管美国版权局（以下简称“版权局”）坚称版权法对所有主体一视同仁，但在实践中，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服务的用户却需要满足一个几乎无法达到的高标准。其中包括：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具有完全成熟的构想和对作品创作的完全控制，甚至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本文作者将其称为版权法中的“柏拉图式（“platonic”）理想”。而传统作品，如绘画和摄影等，其创作者通常并不需要满足这一标准。

本文对比了美国版权局对 AI 生成图像的版权保护申请的拒绝与北京互联网法院对类似作品所作出的认可裁定，从而凸显出全球范围内关于 AI 生成内容与传统表达性作品版权适格性之间的争议。本文是首篇同时批评这两种立场的文章，指出它们均忽视了创作中创意本身的不可预测性、作者的即兴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细致构思最终会转化为表达的这一事实。本文主张，应当建立这样一种标准，在人类的贡献与 AI 的辅助作用之间取得平衡，以适用于艺术、文学与音乐作品。

本文并不建议以一个统一标准取代“双重标准”，而是提出应当采用“双轨标准”：一套适用于人类创作的作品，另一套适用于 AI 协助生成的作品。因此，创作者应当披露作品中由AI 生成的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AI）服务提供者应向版权局开放一个 AI 生成作品数据库，以便版权局在审核版权注册申请时，能够将申请内容与已知的 AI 生成作品进行比对，判断人类干预是否达到了“独创性”与“保护门槛”的要求。

在此机制建立之前，应暂停通过版权法或特别权利（sui generis right）对 AI 生成作品的保护。相反，为了在促进创新与鼓励创作之间取得平衡，版权局应开放已注册版权作品及其作者元数据（metadata），以供 AI 服务提供商用于训练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向人类作者支付补偿。本文作者建议，应当对人类作者给予优待性保护，以防止或至少延缓人类文化的稀释过程。

CONTENTS

引言

A. 从“版权归因性”（Copyrightable-Causation）到“platonic”标准

B. 数字尊严

C. 合成数据的来源可追溯性

D. 摆脱浪漫主义视角

E. 版权适格性的“platonic”构想

F. 版权公理与规则

G. 切断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脐带连接

I. 版权局对AI生成图像施加“platonic”标准

A.“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

B.“Zarya of the Dawn”

C.“Theatre D'opera Spatial”

D.“SURYAST”

II. 北京互联网法院接受了AI生成图像的版权保护

A.“音乐喷泉”

B.“菲林”

C.“Dreamwriter”

D.“热气球”

E.“春风送来了温柔”

III. 版权适格性的“Platonic”视角

A. 人类介入

B. 精神构想还是机械控制

C. 作品创作过程中的控制

D. 作者与作品之间不可切断的联系

E. 观点的表达

结论

有关“作者之死”的传言或许被大大夸张了。

——Theresa Enos，《Reports of the ‘Author’s’ Death May Be Greatly Exaggerated But the ‘Writer’Lives On in the Text》，载于《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第 20 卷，第 339 页（1990年）。

任何不是野兽，并因此具有人的意识和尊严的人，即使是那个从未背弃自身个性的最贫穷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需求：被打动，并去打动他人，表达自我。

——Carlo Mollino，《Vedere L’architettura》，发表于《Agora`》，1946 年 8 月，第 13 页。

引言

本文首次揭示了一个极高的版权适格性标准，该标准实际上已被美国版权局（以下简称“版权局”）和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判断 AI 生成图像是否应受版权法保护的问题上不自觉地采用。尽管版权局坚称其适用于所有作品的标准一致，但它对人类创作的作品实际上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标准。

从“版权归因性”（Copyrightable-Causation）到“platonic”标准

一个合理的版权适格性标准是，人类作者将想法转化为一种固定的、有形的表达媒介¹，并具备原创性²；也就是说，该作品是独立创作的，并包含一定程度的独创性³。然而，Shyamkrishna Balganesh 教授认为，版权适格性的分析若不考虑作者在固定该表达过程中所起的因果作用，是不完整的，他将此称为“版权归因性”⁴。在能够证明申请人确实对作品作出了贡献之后，Balganesh 提出了三项可能否定其版权归因性的质疑：“申请人是否对创作过程缺乏足够控制？其主张是否与其贡献不成比例？该主张是否会混淆创作者的创作选择？”⁵换言之，Balganesh 描述了一种情形，即版权局或法院撒下的判断之网过于宽泛，结果却让那些不应被排除的作品从网中漏掉。从正面理解，即：对创作过程具有足够的控制、贡献和选择权，这些因素实际上构成了版权适格性的“platonic”⁶前提条件。这些“platonic”前提条件强调的是人类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作品的精神构思与控制，但它们并未在传统作品中得到一致适用，从而造成了双重标准⁷。版权局将提示词设计者反复向 AI 输入指令的行为仅视为传达想法，认为其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不具备版权保护资格；而北京互联网法院则认为 Stable Diffusion 用户所进行的人为干预构成智力成果，具有原创性，因此应受保护。尽管两个机构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但它们在版权适格性的判断中都用到了“platonic”前提条件，唯一的分歧似乎在于是否将提示操作过程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作者认为，与其维持这种双重标准，不如基于政策考量确立一套双轨制标准：一套适用于人类创作的作品，另一套适用于 AI 辅助生成的作品⁸。此外，版权局还应明确区分这两种标准，而不是继续维持“所有主体适用同一标准”的表象⁹。

数字尊严

在大语言模型（LLMs）运行的两端都应实现透明。在输入（摄取）端，作者主张应将版权登记库中的受版权保护作品，与公共领域作品、采用 Creative Commons 许可（Creative Commons-licensed）¹⁰的作品以及事实性数据一起用作 LLMs 的训练数据¹¹。正如微软的“首席统一科学家”（Prime Unifying Scientist）Jaron Lanier 所指出的¹²，AI 在输出与输入之间的来源关系上¹³，并不必须是一个黑箱。Lanier 提出的数据尊严理念¹⁴，正是一剂对抗技术决定论¹⁵的良药。数据来源也可以被视为让人工智能变得可解释（XAI）的研究议程的一部分。由 Reidenberg、Lessig 和 Elkin-Koren¹⁶等教授所提出的“通过设计实现法律规范”（Law by Design）理论，主张在训练数据中纳入可被输出内容识别和追溯的元数据，并将其用于向训练数据中的作者或版权所有者支付报酬。

总部设在美国的生成式 AI（“gAI”）服务主要侧重于创新¹⁷和用户安全，而非透明性，更遑论数据来源。2023 年 10 月 30 日，拜登总统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安全、可靠与可信开发与使用的行政命令》¹⁸。该命令提出了一系列软法措施，包括原则与政策目标，报告，指南以及最佳实践方法，旨在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推动 AI 行业建立共识性标准，其中也包括对合成数据的认证、标注、识别与溯源等方面的指导¹⁹。2024 年 7 月 12 日，欧盟发布了《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最终文本，其中将“透明性”列为适用于所有 AI 系统的一般性原则之一²⁰。根据该法案序言性条款第 27 条的表述：“透明性意味着 AI 系统的开发与使用应当具有适当的可追溯性与可解释性，使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与 AI 系统进行交流或互动，同时应适当告知部署 AI 系统的人该系统的能力与局限，以及告知受影响人员其相关权利。”²¹

2019 年，中国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提出了八项“负责任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其中包括公平正义与可追溯性²²。2021 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发布了软法性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²³，其中第 12 条规定要增强安全透明，并提出了“逐步实现可验证、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预测和可信赖”的目标²⁴。2023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起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 4 条第 3 项规定要尊重知识产权；其对应条款第 4 条第 5 项则要求不得侵犯知识产权；更为关键的是，第 7 条明确规定，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应对其预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承担责任，第 7 条第 2 项明确禁止含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内容²⁵。截至目前，在中国尚未有版权所有者起诉训练数据抓取者、数据收集者、大模型训练者或 AI 服务提供者的案例公布。网信办可能正在观望其他法域，尤其是美国的动向²⁶，之后再考虑是否建议人民法院开始受理类似案件。

因此，作者提出，AI 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一种同时促进创新与版权保护的方式来获取训练数据，作为“合理使用”²⁷和“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例外的替代方案。作者建议，版权局应开始将作品及其作者的元数据作为大语言模型²⁸的训练数据进行登记²⁹，使 AI 服务提供者能够使用这些元数据，并对训练数据中作品的作者进行报酬补偿³⁰。

在输出端，用户必须披露其作品中有多少部分是由 AI 生成的，以确保能够清晰地区分人类创意与机器生成内容³¹。这种透明性要求不应仅由 AI 的使用者承担责任，提供 AI 生成服务的厂商同样肩负着使数据来源可见且可追溯的重要责任。迄今为止，行业的重点主要放在通过显性和隐性的水印³²以及数字签名³³来识别和标注 AI 生成内容。此外，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还应建立并维护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记录其技术所生成的全部产品，并向版权局开放该数据库。这一举措将发挥关键作用：它可以使版权局在审核版权登记申请时，有效地对比当前申请作品与现有 AI 生成内容，从而判断该作品中的人类贡献是否超过了“原创性”门槛——这是版权保护的核心要求。

合成数据的来源可追溯性

2023 年 1 月，OpenAI 表示其可以识别由 AI 生成的内容³⁴。但到了同年 7 月，该公司又称无法区分合成数据与非合成数据³⁵。然而在 2024 年 2 月 13 日，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 AI 研究机构宣布，除非用户主动请求删除“记忆”³⁶，否则其会记录用户的使用会话。2024 年 8 月 4 日，OpenAI 在一篇关于内容来源追溯方案的博客中发布更新³⁷，宣布将推出视听内容的来源追溯解决方案，正在尝试使用分类器、水印和元数据来识别合成数据，并已加入“内容来源与真实性联盟”（Coalition for Content Provenance and Authenticity，简称 C2PA）。³⁸

区块链解决方案可以建立一个不可篡改的记录系统³⁹，记录训练数据中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元数据，以及 AI 生成内容及其分发情况。

在欧盟，AI 服务提供者以及使用 AI 系统的用户生成或修改的图像、音频或视频内容在外观上与现实中的人物、物体、地点或其他实体或事件高度相似，足以让人误以为是真实或可信的（即“深度伪造”（deep fake）），则有义务披露该内容为人工生成或修改的。⁴⁰

在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 17 条要求，AI 服务提供者必须对所生成的内容加注显著标识。⁴¹

总的来说，美国希望通过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在 AI 创新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⁴²欧盟则希望在生成式AI治理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并试图复制其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中所实现的“布鲁塞尔效应”——即通过其市场影响力，将本地制定的标准单方面外溢至全球，尤其在网络隐私领域取得显著成效⁴³。中国则计划在创新和技术两个层面都成为全球领导者。⁴⁴早在 2017 年，中国就通过一项涵盖至 2030 年的人工智能战略监管框架⁴⁵，展现出其长期布局的雄心。

摆脱浪漫主义视角

在美国、中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版权保护在作品创作完成时即自动产生。然而，在美国法院提起针对本国作品的版权侵权诉讼之前，申请版权登记是前置条件。⁴⁶版权局对版权适格性施加了一个几乎无法达成的高标准。在介绍这种“platonic”标准之前，本文将简要回顾浪漫主义作者观及其批评者，并说明为何这一视角不足以用来批判美国版权局和北京互联网法院的相关决定。

浪漫主义时期（1798–1837）的历史性作者观，仅为理想化的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浪漫主义的理念认为，作品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⁴⁷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将想象区分为第一想象力、第二想象力和幻想。这一三分法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上帝通过第一想象力创造了宇宙（被人类感知并理解），那么创作型艺术家所从事的，便是一种有限但近乎神性的模仿，即第二想象力——它将世界艺术化地转化为具有原创性和表现力的内容；而水平较低的艺术家则只是“凭幻想”将预制的元素随意拼凑。⁴⁸柯尔律治的同时代人，如拜伦，在《唐璜》中大胆突破传统史诗形式，采用讽刺而不敬的风格，强调个人表达。⁴⁹德国诗人席勒在《论布格的诗歌》中，将真正的艺术家描述为一个其心与智、想象与理性融为一体的人。⁵⁰浪漫主义诗人将创作过程重新定义，从模仿转向真正的原创性创作。⁵¹

浪漫主义的作者观强调的是孤立个体的想象力，⁵²这种想象力常被视为天才所独有。⁵³在这一观念下，表达个人经验与情感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⁵⁴自然被视为灵感的来源，⁵⁵而创作本身则常常被看作一种神秘的过程。Boyle⁵⁶、Jaszi⁵⁷、Coombe⁵⁸、Jaszi 和 Woodmansee ⁵⁹以及 Farley ⁶⁰等学者曾对浪漫主义对版权法发展的影响表示遗憾。本文将打破这一传统，转而采用一种更为精确的“platonic”视角，作为分析框架，用以比较美国版权局与北京互联网法院在 AI 生成图像版权适格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本文作者并非首位批评浪漫主义作为解释版权法的有效框架的人。David Lange 教授曾指出，对作者权的影响被错误地归因于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而这一传统其实早在 18 世纪之前的三个世纪就已开始。⁶¹他指出：“历史上，对言论的授权始终是国家的职能——无论这个国家是否是资产阶级性质。”⁶²Lemley 同样认为浪漫主义的作者观并非一个适合用于对比当代版权法的有效框架，⁶³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版权在历史上是一种有限、受条件限制的保护形式；⁶⁴为何版权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⁶⁵以及为何道德权在美国始终未能真正发展起来。⁶⁶此外，诸如职务作品（work for hire）、版权转让和版权让渡等版权制度本身就与浪漫主义作者观相冲突。⁶⁷Boyle 认为，受浪漫主义影响，作者往往对早期来源的引用不足；⁶⁸而 Lemley 则主张，“最初创作者被赋予了对后来改编者的作品过多的控制权。”⁶⁹Litman 同样指出，将每一部新作品都视为在某种意义上基于先前作品的观点，虽然“被频繁引用，但实际上并未被真正深入探讨”。⁷⁰

Lemley 认为，版权的形成与其说是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不如说是源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创作者与改编者之间的对立张力，以及立法者在试图平衡这些利益过程中的博弈。⁷¹

本文作者无意基于浪漫主义提出一种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更细化的作者观。在当代版权法中，法院仍倾向于认定单一作者，⁷²这种倾向并非出于理论上的偏好，而主要是出于实践考虑，因为共同作者的认定往往会带来复杂的法律问题。⁷³此外，即使在版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间，对于共同作者的定义也存在分歧。一方面，Melville Nimmer 和 David Nimmer 教授认为，共同作品的创作需要具有创作统一作品的意图，并且每位作者需有不低于最低标准的贡献，但不要求每一部分贡献都必须构成独立的原创作品；⁷⁴另一方面，Paul Goldstein 教授则认为，“只要达到可受版权保护的表达门槛，共同作品中的贡献在数量和质量上无需与他人持平”。⁷⁵这种分歧导致联邦巡回法院在相关判例上出现有分歧的判决，⁷⁶未来可能由联邦最高法院予以裁决。

1884 年，即浪漫主义时代结束47年后，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权案件 Burrow-Giles 一案中裁定，相机可以作为创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工具。⁷⁷1903 年，最高法院在Bleistein 一案中确立了“审美中立”（aesthetic neutrality）原则：版权法不应区分天才之作和平庸之作、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情感创作与理性创作。⁷⁸1886 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签署，⁷⁹确立了“艺术作品”的国际版权保护；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签署，⁸⁰并纳入了《伯尔尼公约》的若干重要条款。⁸¹然而，这两个国际条约都没有对“作者”“作品”或“作者身份的具体范围”做出定义。

版权适格性的“platonic”构想

本文作者是首位选择建构性地采用“platonic”视角，作为一个更有用的理论框架，用以对比美国和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版权适格性问题上对这一理想的拥护与偏离之处。因为此前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版权适格性的“platonic”构想（当然，除去柏拉图意义上的那种构想）。历史上的柏拉图将艺术视为对现实的模仿（mimesis），⁸²因此作者无意以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来再现柏拉图本人。当代对“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的理解，尤其是在“理型论”（Theory of Forms）中的应用，是指“相信抽象对象的存在——也就是说，抽象对象并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因此完全非物质、非心智”。⁸³

“理型论”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尤其体现在他所著《理想国》第七卷⁸⁴中。在该卷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引出了著名的“洞穴寓言”。⁸⁵通过这一寓言，柏拉图指出：人类所感知的物质世界并非真正的现实，而只是现实的影子或复制品。在他看来，真正的世界是“理型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永恒的、不变的，也是现实的真正本质。⁸⁶依照柏拉图的观点，人不可能学会或创造出全新的东西；人只能“回忆”（anamnesis）其灵魂早已知晓的东西，也就是那个“理型的世界”。⁸⁷

Jane Ginsburg 教授曾提出她所谓的“柏拉图式事实准则”（Platonic fact precept），指的是那些可能“悬浮在以太中，或潜藏在洞穴里”的准则、事实与理论，它们‘存在’于某处——真实、不变，等待被有洞察力的人或被眷顾者发现。”⁸⁸从根本上讲，这种将创作视为对既有理想形式的“再忆”（re-membering）的“platonic”观点，⁸⁹与 AI 系统的运作方式更为契合：AI 系统通过组合训练数据中已有受版权保护作品的要素来生成内容，这是一种“有源之创”（creatio ex materia），而非“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这种模式也可与原创性要件相容：作品是独立（即“回忆式”）创作的，并包含一定程度的创造性。⁹⁰

从美国版权局驳回四幅 AI 生成图像的版权申请，以及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可一幅 AI 生成图像的判决来看，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实际上都应用了某种“platonic”的版权适格性观念。两个法域采用了相同的高标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⁹¹然而，本文并非批评这些判决的结果，而是质疑其背后的推理逻辑。从政策角度看，将人类创作的作品与 AI 生成的产品纳入同一版权标准之下，并不合理。相反，应当采用两套明确区分的标准。这种做法将赋予人类作者优先地位，承认其对人类文化所做的独特创造性贡献。⁹²

版权公理与规则

在当代，应当考虑哪些版权公理？传统观点通常将版权保护的理论依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版权国家（多为普通法系国家，包括美国）；另一类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作者权国家（多为成文法系国家，包括中国及多数欧盟成员国）。⁹³不过，这种划分其实更为复杂细致，⁹⁴尤其是在《伯尔尼公约》和 TRIPS 协定持续推进版权协调化的背景下，二者的立场已呈现出明显的趋同。⁹⁵可以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在版权保护正当性上的强调更多源于自然法观念⁹⁶：强调作者与作品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突出作者自我决定权。相应的道德权利包括“发表权”（droit de divulgation），即作者有权决定其作品是否公开、如何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度，这也由此形成了授权许可的市场。相较之下，普通法系国家（包括美国）则以功利主义的方式为版权提供正当性基础：在对作者的私人利益给予一定时间保护的同时，平衡公众对作品获取与再利用的需求。例如，在美国，道德权利保护体系远不如成文法系国家显著；其“合理使用”条款中的第二要素考量作品是否已被发表，而第四要素则考虑作品是否具备被授权许可的可能性。⁹⁷

“版权激励正当性”已被明确写入美国宪法的版权条款中。⁹⁸人类作者必须通过获得一段时间内的专有权利来获得激励，⁹⁹从而创作出具表现力的作品。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庞大的作者作品库”，¹⁰⁰并因 Bleistein 案确立的审美中立原则，¹⁰¹版权法的关注重点不可避免地落在作品的数量而非质量上。

然而，某些版权法的基本公理具有普遍性：例如，作品的实际创作者是最初的作者和权利人，除非该作品属于职务作品。¹⁰²此外，版权所赋予的经济性权利是有限的，¹⁰³当保护期限届满后，¹⁰⁴作品将进入公有领域。¹⁰⁵

作品若属于原创表达，即具备原创性表达，便可获得版权保护。¹⁰⁶荷兰的作者权理论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独有的原创特征”并“带有作者个人印记”的作品才能受到版权保护，¹⁰⁷这一标准比欧盟法院（CJEU）所提出的“作品应为作者的独立智力创作，并反映其个性”¹⁰⁸这一标准更接近“platonic”意义上的理想版权作品。然而，自 CJEU 在 Eva-Maria Painer 案的判决¹⁰⁹之后，欧盟成员国（包括荷兰）必须遵循这一较为宽松的标准。

可以说，当代作者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影响，包括其他作者作品的影响，正所谓“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¹¹⁰。因此，所谓“独立创作”的原创性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虚构。¹¹¹同样地，可以认为 AI 生成的作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创作，而是在生成过程中部分重构了训练数据中那些已“蒸发”的受版权保护作品。¹¹²

正如《伯尔尼公约》和 TRIPS 协定对“作者”和“作品”这两个术语保持沉默一样，“原创性作者作品”（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这一表述在美国国会立法时也被“刻意留空”，以便法院能够“无须更改地沿用根据 1909 年版权法确立的原创性标准”。¹¹³根据美国版权局在“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一案中的说法，这一术语“非常广泛”，但其适用范围并非无限。¹¹⁴在“Zarya of the Dawn”和“SURYAST”案件中，版权局援引了“Feist”案所确立的原创性标准。¹¹⁵北京互联网法院则认为：“通常来讲，‘独创性’要求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并体现出作者的个性化表达。”¹¹⁶

Walter Benjamin 曾为艺术作品的时空统一性唱起了挽歌。¹¹⁷机械复制使作品的灵韵消解。如今我们不仅能在卢浮宫欣赏《蒙娜丽莎》，还可以通过网络、复制品，甚至印在各种商品上的图像随处观看这幅画作。

切断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脐带连接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后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所提供的哲学基础似乎预示了在大语言模型领域中可能遇到的固有挑战。德里达在《语法学》（Of Grammatology）一书中，通过他所提出的“差异”（différance）概念，批判了固定意义的观念，认为意义是延迟的、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所不同，这意味着语言本身存在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而这一点正是大语言模型难以完全体现的¹¹⁸。罗兰·巴特，尤其是在《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中¹¹⁹，提出了作者的意图并不是文本意义的最终来源，强调了读者在创造意义、解释和批评文本中的角色。福柯在《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中则认为，作者是每个读者创造的功能，并不等同于写作文本的人；作者是一个社会建构¹²⁰。“因此，作者是一个意识形态人物，通过这一人物标志着我们对意义扩展的恐惧。”¹²¹

在大语言模型的无监督训练过程中，这一复杂且昂贵的过程往往将文本与其语义根源割裂——这可以被称为语义的“断头”，即与常常具有版权的作品断开联系，且在这一过程中切断了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脐带。作品的各个呈现方式（文本、音频、图像、视听内容或计算机代码）被拆解成一个个符号，并为每个符号分配权重。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通过无监督的学习过程进行推断：通常使用梯度下降法的变种进行优化，从而迭代调整权重以最小化损失函数¹²²。在这种现代形式的“神秘学”（Gematria）¹²³中，作品的模式和原则被抽象化，并能被概括和应用于新的未见过的情境。这种与原始语境的脱离以及对人类意识解释作用的忽视，揭示了大语言模型的局限性。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在引言之后，第一部分简要概述了美国版权局拒绝四个 AI 生成图像申请版权保护的决定： “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Zarya of the Dawn”“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 以及“SURYAST”。

第二部分简要分析了 AI 生成的图像“春风送来了温柔”，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其符合版权保护资格。本案并非首例，因此，本文将简要回顾该案件的四个在先案例。

基于这些案件，第三部分通过“platonic”视角探讨版权适格性，并提供一个可能的框架，以便在面对美国版权局和北京互联网法院对 AI 生成图像的各自裁定时，能够深入理解它们选择的动机。本部分将重点讨论版权局的错误假设，即一系列指令无法产生表现性作品；以及 AI 生成图像的相关时间维度。

最后，结论部分指出，美国版权局拒绝了 AI 生成图像的版权注册，而北京互联网法院则接受了，二者的判断都基于错误的前提。本文作者认为，AI 生成的图像应当被拒绝版权注册和保护，但要出于正确的理由——即出于政策考量，给予人类作者优先保护。此外，本部分还提供了一些建议，旨在防止或至少减缓人类文化的稀释。

未完待续

注释

[1] 17 U.S.C. § 102. 见 Cm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v. Reid, 490 U.S. 730, 737 (1989) (“作者是实际创作作品的一方，也就是将想法转化为固定、有形的表达形式，从而获得版权保护的人。”). 见 Lindsay v. Wrecked & Abandoned Vessel R.M.S. Titanic, 52 U.S.P.Q.2d 1609 (S.D.N.Y. 1999) (“一般而言，作品的作者是“实际创作该作品的人，也就是将想法转化为固定、有形表达，从而获得版权保护的人。在影视片段和摄影的语境中，‘作者’直观上指的是拍摄图像的个人或若干人，即摄影师。”) (引自 Cm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490 U.S. at 737)

[2] 17 U.S.C. § 102。Hacohen 与 Elkin-Koren 探讨了如何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量化著作权作品的“原创性”，以辅助版权法律争议的判定。Uri Y. Hacohen & Niva Elkin-Koren, Copyright Regenerated: Harnessing GenAI to Measure Originality and Copyright Scope, 37 Harv. J.L. & Tech. 555, 608 (2024). 可在此查阅：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530717（https://perma.cc/FR95-YRBZ）

[3] 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e. Serv. Co., 499 U.S. 340, 358 (1991).

[4] 巴尔加内什教授在其著作权因果关系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主张者的贡献，该作品是否不会出现？或者说，该主张者的贡献是否构成促成作品诞生的充分条件集合中的必要要素？”Shyamkrishna Balganesh, Causing Copyright, 117 Colum. L. Rev. 1, 71 (2017).

[5] 同上注。

[6] “platonic”一词以小写并加引号书写，以表明历史上的柏拉图本人未必会同意将该词用于描述著作权资格中的理想主义标准。

[7] 参见 Edward Lee, Prompting Progress: Authorship in the Age of AI, 76 Fla. L. Rev. 1445, 1445 (2024)（批评在 AI 生成作品上施加更为苛刻的作者资格要求：“对创作过程的充分控制、避免创作中的随机因素、预先预测最终作品，以及对具体结果的指令性控制”）。

[8] U.S. Copyright Off.,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 313.2 (3d ed. 2021)（质疑“该‘作品’是否基本上是人类创作的，而计算机[或其他设备]只是辅助工具，或该作品中的传统作者元素（如文学、艺术或音乐表达、元素的选择与编排等）是否实际上并非由人而是由机器构思和执行的”）（引自 U.S. Copyright Off.,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 5 (1966)）[以下简称 Compendium (Third)]。

[9] 17 U.S.C. § 102(a)。

[10] Danny Friedmann, Copyright as Affirmative Action for Human Authors Until the Singularity, 73 GRUR Int’l 1, 2 (2024). 可查阅：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697678（https://perma.cc/N6T7-NYM4）。

[11] Levendowski 教授将公有领域与采用 Creative Commons 许可的作品称为“低摩擦数据”，但指出其存在偏见。参见 Amanda Levendowski, How Copyright Law Can Fix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Implicit Bias Problem, 93 Wash. L. Rev. 579, 610–19 (2018)。

[12] Jaron Lanier ，微软首席技术官办公室的 “ 统一科学家 ” （ Microsoft’s Octopus ）资料页：https://www.microsoft.com/en-us/research/people/jalani/（https://perma.cc/UV9M-AJNY）（最近访问时间：2024年2月23日）。

[13] Connie Loizos, We All Contribute to AI—Should We Get Paid for That?, TechCrunch（2023 年 4 月 21日），可查阅：https://techcrunch.com/2023/04/21/as-ai-eliminates-jobs-a-way-to-keep-people-afloat-financiallythats-not-ubi/（https://perma.cc/MBE8-EDHV）。

[14] Lanier 与 Weyl，见下文注释 30。另参见 Catherine Jewell, Digital Pioneer, Jaron Lanier, on the Dangers of “Free” Online Culture, WIPO Magazine, Apr. 2016,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16/02/article_0001.html（https://perma.cc/3UTA-3S3W）（指出自动翻译是现实翻译的拼接产物，因此我们应向其数据来源者支付报酬）。

[15] Winner 指出，技术的发展并非完全由其内部逻辑驱动、未经中介地塑造社会以适应其模式；相反，技术始终处于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多重力量场的交汇之中。参见 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109 Daedalus 121, 122 (1980)。

[16] Joel R. Reidenberg, Lex Informatica: The Formulation of Information Policy Rules Through Technology, 76 Tex. L. Rev. 553, 554–55 (1997–98)；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6–8 (1999)；Niva Elkin-Koren, Fair Use by Design, 64 UCLA L. Rev. 1082, 1093–94 (2017)。

[17] 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发现可解释性可以提高人工智能的性能”。参见 David Gunning 等, DARPA’s Explainable AI (XAI) Program: A Retrospective, 2 Applied AI Letters 1, 8 (2021). 可在此查阅：https://doi.org/10.1002/ail2.61（https://perma.cc/GXE4-2388）；另参见 DARPA 官网：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AI) （已归档）， https://www.darpa.mil/program/explainable-artificial-intelligence（https://perma.cc/TNZ8-HY7C）（最近访问时间：2024 年 2 月 23 日）。

[18] 总统行政命令：Exec. Order No. 14,110, 88 Fed. Reg. 75191 (2023 年 10 月 30 日)。

[19] 同上注，第 75202–03 页。

[20] Regulation (EU) 2024/168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June 2024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mending Regulations (EC) No 300/2008, (EU) No 167/2013, (EU) No 168/2013, (EU) 2018/858, (EU) 2018/1139 and (EU) 2019/2144 and Directives 2014/90/EU, (EU) 2016/797 and (EU) 2020/1828（《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载于 2024 年《欧盟官方公报》（L）。可查阅：http://data.europa.eu/eli/reg/2024/1689/oj（https://perma.cc/3RHA-3YW2）（以下简称 AI Act）。

[21] 同上注。

[22] Fashan Fu Zeren De Rengong Zhineng: Xin Yidai Rengong Zhineng Zhili Yuanze Fabu（《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2019 年 6 月 17 日发布，可查阅：https://www.most.gov.cn/kjbgz/201906/t20190617_147107.html（https://perma.cc/8MGX-62DM）。另参见：Matt Sheehan, China’s AI Regulations and How They Get M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3 年 7 月 10 日，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202307-Sheehan_Chinese%20AI%20gov.pdf（https://perma.cc/CA4K-3MAX），该文对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漏斗”进行了精彩阐释。

[23]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由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发布并施行。英文翻译版本可参见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CSET ）： https://cset.georgetown.edu/wp-content/uploads/t0400_AI_ethical_norms_EN.pdf（https://perma.cc/SVB3-L9ZS）。

[24] 同上注。

[25] Shengcheng Shi Rengong Zhineng Fuwu Guanli Banfa (Zhengqiu Yijian Gao)（《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3 年 4 月 11 日发布。可查阅：https://www.cac.gov.cn/2023-04/11/c_1682854275475410.htm（https://perma.cc/EY2H-M5CR）。英文翻译版本可见斯坦福大学数字中国计划（DigiChina）：https://digichina.stanford.edu/work/translation-measures-for-themanagement-of-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gence-services-draft-for-comment-april-2023/（https://perma.cc/KFV5-D9Y4）。

[26] Edward Lee，Status of All Copyright Lawsuits v. AI（2024 年 2 月 18 日），发布于 Chat GPT is Eating the World，网址：https://chatgptiseatingtheworld.com/2024/02/18/status-of-all-copyright-lawsuits-v-ai-feb-18-2024（https://perma.cc/W5S6-LP8Q）。

[27] Mark A. Lemley 与 Bryan Casey，Fair Learning，刊于 Texas Law Review，第 99 卷第 743 页，2021 年，网址：https://texaslawreview.org/fair-learning/（https://perma.cc/7DG6-6Q3M）。

[28] Martin Senftleben，Generative AI and Author Remuneration，载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第 54 卷，第 1535 页，2023 年，第 1544 页指出，欧洲议会与理事会于2019 年 4 月 17 日通过的《2019/790 号指令》（Directive 2019/790）第 4(3) 条中设置的选择退出机制，可作为著作权人许可其作品用于文本与数据挖掘（text-and-data mining）的方式，正如该指令第 4(1) 条所示。Tianxiang He，Copyright Exceptions Reform and AI Data Analysis in China: A Modest Proposal，载于 JyhAn Lee 等主编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第 196–218 页，2021 年。他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不宜照搬美国式合理使用制度（fair use），并建议以日本式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规则扩展现行中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的“半开放”版权例外制度，从而实现灵活性与确定性的结合。另参见：Tianxiang He，《Transplanting Fair Use in China? History, Impediments and the Future》，刊于 University of Illinois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Policy，2020 年第 2 期，第 359 页；Artha Dermawan，Text and Data Mining Excep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I Models: What the EU Member States Could Learn from the Japanese “Nonenjoyment” Purposes?，刊于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第 27 卷，第 44 页，2013 年。

[29] 同上注 10。

[30] Jaron Lanier 与 E. Glen Weyl，A Blueprint for a Better Digital Society，发表于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8 年 9 月 26 日，https://hbr.org/2018/09/a-blueprint-for-a-better-digital-society（https://perma.cc/UE4V-ZJCM）。Lanier 一直倡导“数据尊严”（data dignity）理念，其中包括对个人数据“来源”（provenance）的透明度和控制权，作为抵御科技对人权侵犯的核心机制之一。

[31] Thaler 先生在其第二次提交版权注册申请中主张，若否认机器生成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将可能鼓励人们“采取不诚实行为”。见 “Entrance”，文内注 129。但版权局委员会对此并不认同，并指出根据 17 U.S.C. § 506(e)，任何人“若在版权注册申请中明知而虚构关键事实”，将面临刑事处罚。

[32] Tianxiang He，AI Originality Revisited: Can We Prompt Copyright Over AI-Generated Pictures?，刊于GRUR International 第 73 卷第 299 页，306（2024 年）。另参见：Nick Clegg，在 Facebook、Instagram 与 Threads 上标注 AI 生成图像，Meta（2024 年 2 月 6 日），https://about.fb.com/news/2024/02/labeling-aigenerated-images-on-facebook-instagram-and-threads/（https://perma.cc/KY9P-PWD2）；Kyt Dotson，OpenAI 跟进 Meta ，开始为 AI 生成图像加标签， Silicon Angle （ 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siliconangle.com/2024/02/07/openai-will-now-add-labels-ai-generated-images-following-meta/（https://perma.cc/GN7U-EEVB）；Tiffany Hsu，Google Joins Effort to Help Spot Content Made With A.I.,，, N.Y. Times （ 2024 年 2 月 8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4/02/08/business/media/google-ai.html（https://perma.cc/EG4P-QE7V）。

[33] Coalition for Content Provenance and Authenticity（C2PA，内容来源与真实性联盟）整合了由 Adobe 主导的 Content Authenticity Initiative（CAI，内容真实性倡议）以及由微软与 BBC 主导的 Project Origin 项目，目标是在数字新闻生态中对抗虚假信息并为数字媒体提供背景与来源信息。参见其官网“指导原则”页面：https://c2pa.org/principles（https://perma.cc/SMK9-PLBV）（最后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1 日）。

[34] Jan Hendrik Kirchner 等人，《New AI Classifier for Indicating AI-written Text》，OpenAI 博客（2023 年 1 月 31 日），https://openai.com/blog/new-ai-classifier-for-indicating-ai-written-text（https://perma.cc/9FCSV3LP）。

[35] Emilia David, OpenAI Can’t Tell if Something Was Written by AI After All, Verge (July 26, 2023), https://www.theverge.com/2023/7/25/23807487/openai-ai-generated-low-accuracy （ https://perma.cc/VLS7-DCCM）。本文作者指出，OpenAI 所称无法判断内容是否由 ChatGPT 生成并不可信。OpenAI 很可能记录了所有生成内容，至少用于模型训练与用户结果个性化。

[36] Memory and New Controls for ChatGPT, OpenAI (Feb. 13, 2024), https://openai.com/blog/memory-andnew-controls-for-chatgpt（https://perma.cc/L4RF-5U5H）。

[37]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 of What We See and Hear Online, OpenAI (Aug. 4, 2024), https://openai.com/index/understanding-the-source-of-what-we-see-and-hear-online/ （ https://perma.cc/2SYWA9ZN）。另见 Deepa Seetharaman 与 Matt Barnum, There’s a Tool to Catch Students Cheating With ChatGPT. Open AI Hasn’t Released It., Wall St. J. (Aug. 4, 2024)（据称该文字水印工具通过微调 token 选择模式留下识别性图案）。

[38] C2PA, 同上注 33。

[39] Shubhangi V. Urkude et al., Anatomy of Blockchain Implementation in Healthcare, 收录于 Blockcha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51, 67（Sandeep Kumar Panda 编，2021）。

[40] AI Act, 同上注 20, pmbls. 60, 134 与第 50 条第 4 款；AI 法案第 5 条第 1 款(a)禁止使用超出个人意识范围的下意识技术。Neuwirth 认为应将其表述为“below”而非“beyond”，除非存在“paraliminal”（超意识）技术的可能性。Rostam Neuwirth, The 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Regulating Subliminal AI Systems 9, 20 (2023).

[41] 《深度合成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国国家网信办，2022 年 11 月 25 日发布），英文翻译可见China Law Translate：https://www.chinalawtranslate.com/en/deep-synthesis/（https://perma.cc/4RAY-QMFT）。

[42] Christiaan Hetzner, Former Google CEO Eric Schmidt Tells Government to Leave A.I. Regulation to Big Tech, Fortune (May 15, 2023), https://fortune.com/2023/05/15/former-google-ceo-eric-schmidt-tells-governmentto-leave-regulation-of-ai-to-big-tech-openai-chatgpt-bardai-midjourney/（https://perma.cc/69HT-FZPM）。

[43] Anu Bradford,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xiv (2020).

[44] Sjoerd Bakker, AI Regulations May See a Beijing Effect, Freedom Lab (Aug. 4, 2022), https://www.freedomlab.com/posts/ai-regulations-may-see-a-beijing-effect（https://perma.cc/UEF6-PVRR）。

[45]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国国务院，2017 年 7 月 20 日发布），可查阅：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https://perma.cc/PK93-32PY）。

[46] 17 U.S.C. § 411(a)。该条规定注册是提起著作权诉讼的前提。注册还使得主张法定赔偿和律师费成为可能，见 17 U.S.C. § 412。1988 年，为遵守《伯尔尼公约》中禁止对外国作品施加形式性要求的规定，国会将外国作品从第 411(a)条的适用范围中移除。Fourth Est. Pub. Benefit Corp. v. Wall-Street.com, LLC, 139 S. Ct. 881, 891 (2019)。

[47] 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提到了一位仁慈的创造者神（又称“工匠神”，希腊语为“demiurge”），他从先存的混沌中塑造宇宙和其中的内容，使物质世界反映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Plato, Timaeus (Sue Asscher & David Widger 编， Benjamin Jowett 译， Project Gutenberg 电子书 2021)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1572/1572-h/1572-h.htm（https://perma.cc/PET5-PE54）。另见 Richard D. Mohr, What Plato’s Demiurge Does, Soc’y for Ancient Greek Phil. Newsl., no. 112, Oct. 1983, at 1, 3。

[48]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cvii (Adam Roberts ed., 2014) ，可查阅：https://www.sas.upenn.edu/~cavitch/pdf-library/Coleridge_Biographia_Literaria.pdf （https://perma.cc/R9KVDY3F）。

[49] Lord Byron, Don Juan (David Widger 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2024) (1837 年)，可查阅：https://www.gutenberg.org/cache/epub/21700/pg21700-images.html（https://perma.cc/8DXZ-HSNP）。

[50] 在浪漫主义理论中，“真正的”艺术家是摆脱了现代社会普遍分工制度的人，他将“头脑与心灵、精明与灵巧、理性与想象力”统一于一种和谐的联盟中，从而恢复了我们作为“完整的人”。见 Martha Woodmansee, The Author, Art, and the Market: Rereading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72 (1993)（翻译自 Friedrich Schiller《论 Bürger 的诗》, 1791 年 1 月《普通文学报》）。

[51] “真正的作者身份是原创性的”，“它不是变体、仿作或改编”，“而是全新的、独特的——换句话说，是‘原创’的作品”，“属于创作者的财产”，理应受到保护。见 Peter Jaszi & Martha Woodmanse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 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Law and Literature 1, 3 (Martha Woodmansee & Peter Jaszi eds., 1994)。

[52] “‘作者’概念的诞生，构成了思想、知识、文学、哲学与科学史中个体化的特权时刻。”见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收录于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141 (Josue V. Harari ed., 1979)。

[53] 见 Martha Woodmansee, The Genius and the Copyright: Economic and Legal Conditions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Author’, 17 Eighteenth-Century Stud. 425 (1984)（展示浪漫主义理想中，“天才作者”受神秘力量启发，创作出前所未见的作品）。Jaszi 与 Woodmansee 称其为“世俗的先知”，能接触神秘体验并将其传达给那些天赋平庸的公众。Wordsworth 的《序曲》（The Prelude）作为自传体诗，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创新性，正是这种孤独的浪漫主义天才作品的典范。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 An Autobiographical Poem (1850) ，可查阅：https://archive.org/details/prelude00unkngoog/page/n9/mode/2up?view=theater（https://perma.cc/TB6X-L2N5）。

[5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典型特征，如个人情感景观和丰富想象力。见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oem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86 (Ernest Hartley Coleridge ed., 1921) ，可查阅：https://archive.org/details/poemsofsamueltay1921cole/page/186/mode/2up（https://perma.cc/R6FY-B2YT）。

[55] John Keats 的 To Autumn 是受到大自然启发并赋予其象征意义的作品代表。见 John Keats,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205 (Ernest De Selincourt ed., 1905) ，可查阅：https://archive.org/details/poemsofjohnkeats00keat/page/205/mode/2up（https://perma.cc/2BZG-XHGF）。

[56] James Boyle 指出，浪漫主义中的“创作主体”理念如何影响当代信息社会。见 James Boyle, Shamans, Software, and Spleen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42 (1996)；另见 James D.A. Boyle, The Search for an Author: Shakespeare and the Framers, 37 Am. U. L. Rev. 625, 629 (1988)。

[57] Jaszi 指出，浪漫主义“作者”概念中强调自我表达、个人体验和超验性，在现代版权法中被如同哈哈镜中扭曲的影像所折射。见 Peter Jaszi, Toward a Theory of Copyright: The Metamorphoses of “Authorship”, 40 Duke L.J. 455, 456 (1991)。

[58] Rosemary J. Coombe 指出，“作者”与“作品”这些看似透明的术语，其诞生背景实则复杂且充满争议。见 Rosemary J. Coombe, Challenging Paternity: Histories of Copyright, 6 Yale J.L. & Human. 397, 398 (1994)。

[59] Martha Woodmansee 在 On the Author Effect: Recovering Collectivity 中探讨了“作者效应”背后的集体性问题，见 10 Cardozo Arts & Ent. L.J. 279, 291–92 (1992)；另见 Jaszi & Woodmansee, 同上注，第 3 页。

[60] Christine Haight Farley 指出，法院在回应摄影技术时无意中套用了浪漫主义“作者”的标准。见Christine Haight Farley, The Lingering Effects of Copyright’s Response to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65 U. Pitt. L. Rev. 385, 387 (2004)。

[61] David Lange 在谈及后文字时代版权与“作者”概念建构时表示：我们正在“词语之野”中游戏。见David Lange, At Play in the Fields of the Word: Copyrigh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 in the Post-Literate Millennium, 55 L. & Contemp. Probs. 139, 144 (1992)。

[62] 同上注。

[63] Mark A. Lemley 评述 James Boyle 的 Shamans, Software, and Spleen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996)，指出浪漫主义作者观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见 Mark A. Lemley, Romantic Authorship and the Rhetoric of Property, 75 Tex. L. Rev. 873, 876 (1997)。

[64] 同上注，第 880 页。

[65] 同上注，第 886–87 页（版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保护客体、保护期限及权利人对使用的控制）。

[66] 同上注，第 894 页（指出浪漫主义作者观未能说服美国采纳 V.A.R.A. 之外的道德权利制度）。

[67] 同上注，第 886–87 页。

[68] James Boyle 指出浪漫主义作者观如何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发生冲突。见 Boyle, 同上注，第 130 页。

[69] Lemley 指出，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仅追求投资回报，也试图对作品后续使用进行内容控制。见 Lemley, 同上注，第 884 页；另见 Mark A. Lemley, The Economics of Improvement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75 Tex. L. Rev. 989, 998 (1997)。

[70] Jessica D. Litman 指出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应成为版权制度中的核心部分。见 Jessica D.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39 Emory L.J. 965, 966 (1990)。

[71] Lemley, 同上注，第 888 页。

[72] Aman K. Gebru 探讨集体创作（communal authorship）对现行作者制度构成的挑战。见 Aman K. Gebru, Communal Authorship, 58 U. Rich. L. Rev. 337, 348–49 (2024)。

[73] 关于共同作者（joint authorship）的认定及其带来的法律问题，参见 Childress v. Taylor, 945 F.2d 500 (2d Cir. 1991)；Thomson v. Larson, 147 F.3d 195 (2d Cir. 1998)。一旦认定为共同作者，各方将对整体作品享有平等份额的所有权（17 U.S.C. § 201(a)），并负有分享收益的义务。这种制度可能导致作品控制、收益分配和署名权等方面的争议。Balganesh 批评法院对共同作者一律赋予平等权利的做法，指出这忽视了实际贡献的差异。见 Balganesh, 同上注，第 67 页、第 68 页（“认为某一创作者应因其贡献被视为作品作者，实际上也是对该贡献价值的一种主张。”）；LaFrance 通过分析 1976 年《著作权法》所采纳的判例法，指出共同作者应按实际贡献比例分配权利。见 Mary LaFrance, Apportioning Authorship, 71 Kan. L. Rev. 209, 210 (2022)。

[74] Melville B. Nimmer 与 David Nimmer 在其 Nimmer on Copyright 中指出，美国国会“将意图（intention）确立为判断标准，而不再进一步解析各方拟向整体作品贡献的每一组成部分是否具备版权资格”。见Nimmer on Copyright § 6.07[A][3][a] (2024)。

[75] Paul Goldstein 与 P. Bernt Hugenholtz,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Principles, Law, and Practice 249 (第 2版，2010 年)。另见 Paul Goldstein, Goldstein on Copyright § 4.2.1.2 (第 3 版，2005 年及 2024 年补编)。

[76] 第二巡回法院在 Childress 一案中（945 F.2d 500, 507 (2d Cir. 1991)）以及第九巡回法院在Aalmuhammed v. Lee 一案中（202 F.3d 1227, 1231 (9th Cir. 2000)）采纳了 Goldstein 的观点，而第七巡回法院则在 Gaiman v. McFarlane 一案中（360 F.3d 644, 659 (7th Cir. 2004)）采纳了 Nimmer & Nimmer 的见解。

[77] 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 Sarony, 111 U.S. 53, 58 (1884)。

[78]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188 U.S. 239, 252 (1903)（霍姆斯大法官指出：“由仅受法律训练的人来最终判断绘画作品的价值，除了在最狭窄最明显的范围内之外，将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79]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ept. 9, 1886, amended on Sept. 28, 1979, S. Treaty Doc. No. 99-27（下称《伯尔尼公约》）。

[80]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pr. 15, 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C, 1869 U.N.T.S. 299, 33 I.L.M. 1197 (1994)（下称《TRIPS 协议》）。

[81] 同上注，第 9 条第 1 款（成员应遵守《伯尔尼公约（1971）》第 1 至第 21 条及其附录）

[82] Giancarlo F. Frosio, Reimagining Digital Copyright Through the Power of Imitation: Lessons from Confucius and Plato, 5 Peking Univ. Transnat’l L. Rev. 55, 56 (2018)。

[83] Mark Balaguer, Platonism in Metaphysics,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N. Zalta ed., 2016),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6/entries/platonism/（https://perma.cc/YBY5-WJNH）。

[84] “真理无非是影像的影子。”柏拉图，《理想国》（Sue Asscher & David Widger 编，Benjamin Jowett 译，Project Gutenberg 电子书， 2021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1497/1497-h/1497-h.htm（https://perma.cc/KYP6-MAT8）。

[85] “洞穴寓言”描述了一群囚徒，他们终生被锁链束缚于地下洞穴中，脚与脖子被固定，无法转身。他们面对的墙上映出从其身后火焰前经过之物的影子，即所谓现实世界的投影。他们在这些影子中看到形状，并将其视为真实之物，而非这些影子的来源。同上注。

[86] “几何学所追求的知识，是关于永恒的知识，而非关于那些会消逝和变动之物的知识。”同上注。

[87] “我们的论证表明，学习的能力和潜力原本已存在于灵魂之中；正如眼睛若不借助整个身体，无法从黑暗转向光明，知识的工具也唯有借由整个灵魂的转动，方可从生成之界迈入存在之界，并逐步习惯于直视存在之物中最明亮、最美善者，也即‘善’。”同上注。

[88] Jane Ginsburg, Sabotaging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y: A Comment on the Scope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Works of History after Hoehling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29 J. Copyright Soc’y U.S.A. 647, 658 (1982)。

[89] Balaguer, 同上注。

[90] 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U.S. 340, 340 (1991)。

[91] Lee 教授指出，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而言，即便是在“最低标准”的著作权认定门槛下，透过对不可版权要素的选择与安排，依然可实现符合著作权保护的要求。Lee, 同上注，第 41 页。

[92] Friedmann, 同上注 10。

[93] Goldstein 与 Hugenholtz, 同上注，第 5 页。另见 Peter Burger, The Berne Convention: Its History and Its Key Role in the Future, 3 J.L. & Tech. 1, 15 (1988)（探讨法国等自然权国家希望实现普遍保护，而英美著作权国家如英国更倾向于将大多数事务留由国内法处理，两者间的哲学分歧与妥协）；Benjamin Davidson, Lost in Translat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ench and Anglo-American Natural Rights in Literary Property, and How Dastar Proves that the Difference Still Matters, 38 Cornell Int’l L.J. 583, 620 (2005)（指出自《安妮法令》以来，英美国家已逐步以成文法取代自然法著作权体制，将“激励创作”与“公众获取”的平衡作为目标）。

[94] Goldstein 与 Hugenholtz, 同上注（指出自然权理念直到 19 世纪末才真正影响作者权国家，而法国革命时期的著作权立法主要基于功利主义思想；同时英美传统也承认作者有权因其创作与劳动而获得收益，带有自然权色彩）。

[95] 同上注。

[96] Borghi 指出，欧洲大陆著作权理论的发展与康德、黑格尔和费希特等思想家相关，而在英国，洛克的“劳动理论”被用于支持著作权制度。见 Borghi, 下引第 350 注，第 9 页。另参 Alfred C. Y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uture of Copyright Theory, 收录于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orship: 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Law and Literature 159, 161–62（Martha Woodmansee 与 Peter Jaszi 编，第 2 版，1994）。

[97] 正如“对衍生作品进行授权”构成创作原创作品的重要经济激励，“不授权”衍生作品的权利有时也会成为创作原创作品的激励。参见 Salinger v. Colting, 641 F. Supp. 2d 250, 268 (S.D.N.Y. 2009).

[98] U.S. Const. art. I, § 8, cl. 8.

[99] 同上注。

[100] Jessica Litman, Lawful Personal Use, 85 Tex. L. Rev. 1871, 1880 (2007)（指出整个“作者之库”主要关注的是创作而非消费）。

[101] 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 188 U.S. 239, 251 (1903)（Holmes, J.）。

[102] 17 U.S.C. § 201(a), (b)。参照《著作权法》（1990 年 9 月 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20 年 11 月 11日修订，2021 年 6 月 1 日生效）第 11 条，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第 348 号，英文译文见 WILMap：https://wilmap.stanford.edu/node/31101（https://perma.cc/7MZB-ZTWR）。

[103] 在美国，对于 1978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创作的作品，版权保护期为作者死亡后 70 年。17 U.S.C. § 302(a)。若为匿名作品、化名作品或职务作品，版权保护期为自首次发表之年起 95 年，或自创作之年起 120年，以较早届满者为准。17 U.S.C. § 302(a)–(c)。参见中国《著作权法》第 23 条（规定作者死亡后 50 年，职务作品则为发表后 50 年）。

[104] 17 U.S.C. § 301(a)（对 1978 年 1 月 1 日及之后属于联邦版权法客体的作品，联邦法排除州普通法的版权保护；但对于在此日期前未发表的作品，仍保留永久的普通法保护）。参见《1909 年版权法》，Pub. L. No. 60-349, ch. 320, § 2, 35 Stat. 1075, 1076 (1909)；H.R. Rep. No. 94-1476, at 130 (1976).

[105] 《1988 年伯尔尼公约实施法》，Pub. L. No. 100-568, § 12, 102 Stat. 2853 (1988)：明确规定“本法案修订的《美国法典》第 17 编，不对已进入美国公有领域的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人们或可将公有领域比作一种“柏拉图式的天堂”，表达性作品在版权终止后“回归”于此。参见 Andrew Gilden, Life, Death, Public Domain, 22 Geo. Mason L. Rev. 13, 39 (2014).

[106] 17 U.S.C. § 102(a)：需为“固定于任何有形表达媒介的原创性作品”。参见《中国著作权法》第 3 条。

[107] “固有的、原创的特征以及创作者的个人印记”。HR 30 mei 2008, NJ 2008, 556 m.nt. EJD (Endstra/Uitgeverig Nieuw Amsterdam B.V.) ( 荷兰 ), 可查阅：https://uitspraken.rechtspraak.nl/details?id=ECLI:NL:HR:2008:BC2153（https://perma.cc/ZPQ2-RHJ4）

[108] Eva-Maria Painer v. Standard Verlags GmbH and Others, Case C-145/10, ECLI:EU:C:2011:798, ¶ 15 (2011 年 12 月 1 日裁决).

[109] 同上注。

[110] 这句充满诗意的名言通常被认为是艾萨克·牛顿爵士所说，他在 1675 年写给罗伯特·胡克的一封信中使用了这句话。Chaomei Chen, Mapping Scientific Frontiers: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135–36 (2003)。

[111] 或许例外的情况是那些由动物养大的“野孩子”，他们第一次开始乱涂乱画的时候。

[112] Professor Sag 委婉地将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称为“磨坊的谷物”（grist for the mill），用以形容他所说的“依赖复制的技术”（copy-reliant technologies），例如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抄袭软件，因为他们常被以非表达性的方式使用。 Matthew Sag, Copyright and Copy-Reliant Technology, 103 Nw. U. L. Rev.1607, 1608, 1622, 1624–31 (2009)。

[113] H.R. Rep. No. 94-1476, 第 51 页（1976 年）。

[114] “Entrance”，见下文注 129，第 52 页。

[115] Feist Publ’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499 U.S. 340, 346（1991 年）。

[116] “春风”，见下注 217。有趣的是，法院参考了许多用户在“小红书”平台上的浏览与点赞行为，认为“这表明该图片能够依照公众的一般标准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同上注。

[117]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描述了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而失去的艺术品“灵韵”（aura）：“我们可以用‘灵韵’这个术语来概括那被消除的因素，并接着说：在机械复制时代衰退的，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载于《启示录》（Illuminations）第217、221 页（Hannah Arendt 编，Harry Zohn 译，Schocken Books 1969年），https://web.mit.edu/allanmc/www/benjamin.pdf（https://perma.cc/HN5S-B8ZZ）。

[118]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xliii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1997).

[119]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收录于 Image - Music - Text 142, 147–48 (Stephen Heath ed. & trans., 1977).

[120] Tim Smith-Laing, An Analysis of Michel Foucault’s What Is an Author? 11 (2018).

[121]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收录于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141, 159 (Josue V. Harari ed., 1979).

[122] “神经网络中最常用的参数学习方法是最速下降法，其中利用损失函数的梯度来更新参数。” Charu C. Aggarwal, Neural Networks and Deep Learning 134 (2018). 另可参见 Ian Goodfellow, Yoshua Bengio & Aaron Courville, Deep Learning 80–84 (2016), 可在此阅读：https://www.deeplearningbook.org/contents/numerical.html（https://perma.cc/94HH-KNDW）。

[123] “Gematria” 是将名字、词语或短语转化为数值的一种方法。它是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者用于解读经典文本、获得神秘洞见或创新解释的阐释技术。David A. Cooper, God Is a Verb: Kabbalah and the Practice of Mystical Judaism 52 (1997).

转载来源：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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